那是我在华盛顿工作时。一位国内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要介绍华盛顿一位王太太来见我。我和王太太相约在乔治城大学西门国民银行对面的咖啡厅。王太太大概五十岁的样子，一身素装加上她得体的举止说明她曾经是一位优雅的“夫人”。但脸上的皱纹刻出深深的忧愁，握手时竟然发现她手上有硬硬的茧。电话中朋友介绍说，她丈夫是安徽省的一位厅级干部，五年前因贪污受贿被抓，判了无期。她和儿子在美国生活，幸免于难。 

　　“杨先生，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刚刚坐下，她就冒出这样一句，让我立马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要知道，华盛顿这个鬼地方，墙上的每块砖里都可能装有窃听器，街道上的每一根灯柱都可能是一个隐藏的摄像头。我不能不保持警惕。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语气明显有些冷淡地说，盯住她的眼睛。她有些惶恐，双手抓着斜挎的名牌小皮包，手指在无意识地磨擦着早就退了色的小黄牛皮，目光好几次扫过我，却始终回避我的目光。“您别误会，杨先生，我知道您在国内有关系，您能帮我。”她说着，幽幽地叹了口气。我们两人于是都放松了下来。 

　　我问她什么事。她开始讲起故事。她说，十年前，丈夫把她们母子两人送到美国来生活，他自己开始了在国内的“裸官”生涯。好在每年，他都会以出公差的机会到美国来一趟，后来国内收紧了干部出国，他就利用到香港或其它地方的机会偷偷飞来美国同她们团聚。当然，她和孩子也会在圣诞长假回国去住一个多月。 

　　看到我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她说：“杨先生，您别误会，我们也没有多少钱，在这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就给我们生活费和孩子的学费。” 

　　我“嗯”了一声，表示理解，点头示意她继续讲下去，她说自己直到他东窗事发，被判了无期徒刑，才知道他贪污受贿了一千二百多万，还有三个情妇、二奶。她说：“他被抓，国内的房产和存款全部被冻结了，恨归恨，但我们今后怎么生活呢？这才是我立即想到的问题”她说，这时她才突然想起来，他在美国国民银行开过一个保险箱。他每次来美国，都会去国民银行处理有关保险箱的业务。保险箱的钥匙就留在她手里，但他每次都严肃地交代，没有他的同意，绝对不许去打开保险箱。 

　　我“哦”了一声，一下子就来了精神，我挪动了一下屁股，心里想，她丈夫五年前就被判了无期，那么，她显然早就打开了那个保险箱，里面会是什么呢？难道我的机会来了？ 

　　我的同事曾经处理过一个案子。那是一位副部级官员，被抓后，办案的中纪委同志发现他身上有一把保险箱的钥匙，追问之下才知道保险箱是美国洛杉矶美国银行的。中纪委同志不敢掉以轻心，通过相关部门安排，最后由我这位同事拿着已换成了他的头像的那位副部级官员的护照，“合法”进入银行取出了保险箱。 

　　好家伙，里面全是国家绝密和机密级的红头文件。经进一步审问发现，这位贪官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把国家绝密文件偷运出国，存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希望在某一天自己因贪污被抓后，手里有讨价还价的资本，至少能用绝密文件换回自己的一条命。但相关部门并不相信他，认为他有可能是在某一天发现自己已经无钱可贪后，潜逃国外，靠出卖这些绝密文件再赚最后一笔黑心钱。 

　　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竟然把保险箱的钥匙带在身边。结果，原本犯了罪不致死的贪污腐败罪，结果后来反而因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秘密处决了。成功处理这一危机事件的同志，包括我的那位同事都立了功，受到上级嘉奖。 

　　莫非，我立功的机会来了？我强忍住兴奋，假装低头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手表。果然，她注意到这个动作，急切地说，“杨先生，我知道您很忙，我马上就讲完。” 

　　她没有继续讲，而是向邻座的一位年轻人招了招手，那年轻人向我们走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老狐狸”竟然被一位家庭主妇给玩了，邻座被她安排了暗桩，我竟然没发现。她当然没有察觉到“老狐狸”心中的滋味，我听她说：“他出事后，我就打开了那个保险箱，保险箱是用我们两人的名字开的，有证件和钥匙就能打开。” 

　　“里面有什么材料？”我终于还是没有能够忍住好奇心，急切地问。她不解地看了我一眼，“材料？什么材料也没有。”我的提问显然是多余的，因为，那个帅气的年轻人过来微笑着打招呼后，已经把一个不起眼的纸质盒子从提包里取出来，放在咖啡桌上。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从保险箱里取出来的东西。 

　　王太太双手放在纸盒上，向我介绍这位“年轻人”，原来是她儿子，毕业才两年的医生，且因常常为华人社区免费服务而小有名气。我在当地华人媒体上看到过对他的报道。看到这位阳光、小有成就的年轻人，我怎么也无法把他和那位判终身监禁的贪腐厅长联系在一起。 

　　“五年前他被抓时，我就打开了保险箱，看到这些东西，”她说着，轻轻打开纸盒的盖子，我起身向里面看一眼，就立即明白了。除了一两本看上去是香港的存折外，其它的物件是江诗丹顿、劳力士钻石金表、卡地亚钻戒、珍珠项链等等，只要一眼，我就能够折算出，市场总价应该在300万美金左右。这个数字在当时还是很大的，而且是我只在香港商店橱窗里见到过的金银珠宝。即便我再训练有素，也忍不住惊形于色。 

　　反观这位王太太，反而显得很平静。她开口道：“他当时被指控贪污腐败的数字虽然有一千二百多万，但由于无法还回去而被判了无期。我以为他都把钱花在情妇身上。打开这个保险箱后，我才知道都放在这里。” 

　　她停了一下，继续说：“当时中美之间转移资金还不是太容易，每笔进来美国的钱都得有记录，他一定是利用人员进来可以随身携带自用的金银珠宝这个办法，把他贪污受贿的钱都在香港换成了这些金银珠宝，然后存放在这个保险箱里。” 

　　想起她手上的茧，我有些疑惑，她不是五年前就打开了这个保险箱，为什么手上还有干粗活的新茧。我换了一个方法问她，“你为什么现在拿这个箱子来找我？” 

　　她咳嗽了一下，示意让儿子回到原来他自己先前的那个座位上，然后开口对我说：“当时打开这个箱子，我惊呆了，由于害怕加重他的罪行，也担心牵连我们母子，我又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之后，我和儿子开始过隐姓埋名的生活，没有了他汇过来的生活费，我也开始学会打工养活我们两人。儿子从那时也开始变得懂事起来，身上的纨绔子弟味道一夜之间消失了，他努力学习，用最短的时间拿下了医学硕士学位。” 

　　她说，“两年后，事情平静下来，我想也许可以打开保险箱了，毕竟，里面大概有四五百万美金吧，拿出来可以改善我们母子的生活，我也不用去给杂货铺打工了。就在我打开保险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因为这些财物而失去自由的丈夫，也想起我平时看到的在美国生活的中国官员子女们，奢华无度，开名车住豪宅，却一事无成。如果我现在把这些钱拿出来，会不会不久之后，我儿子也会变成那个样子？”她告诉我，这个念头一起，她几乎当即就决定，把保险箱放回原处，不打开了。今天是她第三次取出保险箱里的东西。 

　　我想起了他儿子在华人社区的声誉，心中暗自承认她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工作关系，我以前也帮一些大陆领导的孩子在美国张罗一些事，我发现，这些孩子基本上都废了。有些商人和学者的孩子，虽然也有钱，可人家长大了，基本上都有一技之长。唯独这些“裸官” 的孩子，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父母是如何“空手套白狼”，轻松赚到那么多钱的，自然也不会珍惜这些钱，也不知道如何去“继承”父辈们赚钱的革命事业。久而久之，几乎个个成了比纨绔子弟还不如的东西。 

　　“可你现在拿出来给我看，为什么呢？”我问她。她苦笑一下说，“我们现在母子过得都不错，可他却被判了无期。这箱东西对我们真没有什么用处，还害他失去了自由。如果我儿子得到这些钱，会如何呢？” 

　　我“嗯”了一声，有那么几秒钟，幻想了一下这些钱可以包养多少大陆妹，超女包得到吗？还是《红楼梦》剧组的那些演员？我舔了舔舌头，强迫自己收回了邪恶的心思。这时她也切入了正题：“杨先生，我知道您神通广大，还有一些重要关系，我想请您帮忙，如果我把这个保险箱送回给国家，国家可以让我丈夫出来吗？我知道，他的身体很不好，我担心他在里面活不了几年。” 

　　这个故事就这样讲完了。我向一位领导做了汇报，结果被他狠狠批了一顿，他说国家缺这个保险箱里的破玩艺吗？我们国家都大国崛起了，几百万美金算得了什么？你竟然辜负党的培养，不务正业，差一点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我看你是见钱眼开！ 

　　我被骂得找不到北，回华盛顿后也不好意思再联系王太太，只有时不时看到她儿子又有新的成绩，为华人社区做了贡献，心中暗暗高兴一阵。 

　　又过了五年，有一次我从香港登上飞往旧金山的飞机，竟然遇到了王太太。想起上次人家托我的事，我有些尴尬，但王太太却落落大方。她让我帮她把箱子拿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盖掀开时，我看到被丝绒缠着一个方盒子。我心中暗自惊讶，难道她把价值连城的保险箱带在身边？她看出了我的讶异，轻轻说：“这是他的骨灰盒。他得了癌症，保外就医一年后就走了。我回来带他去和儿子团聚。” 

　　二 

　　不久，我就忘记王太太长得什么样子了，但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保险箱，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有几次，还进入到我的梦中，不过并不是什么黄粱美梦，因为那保险箱出现后，几乎都会一下子变换成了骨灰盒，弄得我醒来时发现自己一身冷汗。我一直想写出这个故事，却又不知道意义在哪里。后来，我对父亲讲了这个保险箱的故事。父亲听后想了好一会，才对我说，“我也给你讲一个保险箱的故事。” 

　　我差一点笑出来，我原本讲这个故事时，还担心父亲没有听说过什么叫“保险箱”呢，没想到，父亲也有一个关于“保险箱”的故事。更没想到的是，父亲所讲“保险箱的故事”比我碰上的那个更好听。 

　　父亲讲的是两位和他同龄的老年夫妇的故事。当然，回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们可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男的出生于一个拥有四十亩地的较富裕的农家，女的是贫苦雇农的女儿。两人相爱，发誓要天长地久。 

　　但那时要天长地久可不是太容易。日本铁蹄横踏中国，随后又三年更加残忍的内战。在日本侵略者侵入他们村子时，男孩子用床单裹起家里仅存的三根金条，缠在腰间，牵着姑娘逃难去了。那一夜他们以为会被追上杀死，或者被流弹击中再也起不来。他们跑啊跑啊…… 

　　他们就是在逃难途中结婚的，当然那时没有什么结婚证，1949年后新政府成立后，补办了一个。结婚时相当简陋，新娘曾问起三根金条，要不要切出半条办婚事呢？新郎说，今后日子还长呢，我们不摆排场。新娘很赞成，于是成了他的妻子。 

　　没有想到的是，今后太久的日子里，也始终无法拿出那三根金条。1949年10月1日后，打土豪、分家财，土地革命，反右、大跃进、文革……一个接一个，别说把三根金条拿出来卖钱，就是被人知道你有三根金条，恐怕都难逃一劫。 

　　妻子一开始还不理解，在丈夫的反复劝说下，以及看到村里和公社的有钱人都被打趴下，甚至被枪毙、活埋，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她支持丈夫把金条深深埋进三米深的地下，这样，就是日本鬼子再进村，用探雷器也找不到的。埋之前，他们家已经揭不开锅了，她对丈夫说，她想看一眼那三根金条，结果被丈夫数落了一顿。隔墙有耳啊，丈夫说，现在知道这三根金条的，只有我们两人，今后再看吧，来日方长，我们不是要天长地久？

就这样，她亲眼看到丈夫忙了一晚上，把用旧床单缠得紧紧的三根金条深深埋进床下三米深的地方。但即便有三米，即便差一点在大跃进中饿死，当他们每晚睡在三根金条上时，还是感觉到一些同村人没有的希望和信心。别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口子比其它人过得更扎实，更充满希望的样子。他们一起生育了四个孩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等到1976年邓小平复出开始搞改革开放，鼓励个体户时，三个大的孩子都参加工作了，小的也考上了省城的中专。有一晚，妻子突然提起床底下三米深的地方还有三根金条。如果拿出来变现，不是可以让孩子们去做一些小生意？丈夫一开始也觉得这主意不错，但想了想还是认为不合适，他说，虽说现在大家都解放思想了，但突然拿出三根金条，会不会引起误会？再说，会不会变天还说不准呢。小平的地位还不是太稳。 

　　丈夫还说，现在国家政策好了，提供了很多机会，我们有手有脚，为什么不能像一些“万元户”一样，白手起家？他说着说着又笑了，当然，我们不是“白手起家”，我们有三根金条！ 

　　妻子——哦，现在叫老伴，老伴一听，觉得丈夫——哦，现在叫老头子，总是有道理的。于是就像她这一辈子做的事一样，又一次赞成了老头子。为此，他们举行了第一届家庭会议，那大概是1982年的春节。老头子对孩子们说，现在党的政策好了，你们应该想着去做一些事，自力更生，不要手里捧着铁饭碗不放。老伴又补充说，你们不要担心，不要有后怕，要大胆地向前闯，我和你们的爸爸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只要你们大胆地闯，大胆地做，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回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养着你们。 

　　四个孩子都很惊讶，也很兴奋，小儿子调皮地说，妈，我又不吃奶水了，你用啥养活我哦？ 

　　说到这个份上，老伴只有求助老头子了，她向老头子眨眨眼，老头子就不能不开口了。于是，他告诉了孩子们三根金条的故事。孩子们像听童话故事一样，越来越兴奋。他们还寻问了三根传说中金条的成色和重量，最后得出结论，按照当时的金价，大概能卖十几万，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最后孩子们一致建议，金条不能埋在地下，必须挖出来，存放进银行的保险箱里。他们准备帮父亲挖，帮父亲去存。但被父亲拒绝了，父亲说，这事由我和你们妈妈做就行了，你们去做自己的事，忘记这三根金条，记住我和你们的妈就可以了。 

　　于是老头子又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把金条挖了出来。然后他用一条新的床单裹起来，放进一个小盒子里，第二天就去中国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老头子发现保险箱收费很高，有些心疼。最后被老伴讥笑了一顿，才下了决心。 

　　保险箱不但要收费，而且每年都得交一次。老头子每年都用交费的时间去探望一下保险箱里的金条们，回来后喜滋滋地告诉老伴，一点都没有少。老伴就开心的笑了，这一笑就又年轻了十岁。老头老伴并不因为有三根金条而懈怠，正相反，他们因为有了三根金条而更加努力地工作，老头子种花，老伴去街上卖，卖的钱用不完，还补贴四位子女去创业。当然，这几十年，孩子和老两口也遇到过经济不景气或者挫折，孩子们和老伴也多次动了干脆把保险箱里的金条变卖掉的念头，但最后，都在老头子的循循善诱下，放弃了。放弃了金条，他们没有放弃奋斗，每一次，又都闯过了难关。 

　　有这样父母，四位子女也自然非等闲之辈。他们做生意的赚到了钱，教书的也成了模范教师，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也认真负责，绝对不去搞贪污腐败。一家人过得幸福开心。 

　　父亲讲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我问，“你保险箱的故事讲完了？”父亲说，“差不多就这样了。”随后，他叹了一口气说，“不久前，老头子去世了，老伴也快八十岁了。办完丧事，她带四位子女一起去到中国银行，打开了保险箱。这条曾经是新的床单也显得破旧了。由女儿小心翼翼地打开床单——结果，哪里有金条？只有三块细细的发黑的砖块。 

　　砖块下面还压着一封信，那是老头子留下的：“孩子妈，对不起你啊，那三根金条早在我牵着你的手逃难时就跑丢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对你说，一开始，担心你嫌弃我，会离开我，后来又担心我们没有了这三根金条，那些无法忍受的苦日子如何挨得过去？等孩子出去拼搏时，我担心如果告诉他们，他们也许就失去了胆量……孩子他妈，孩子们早都拥有了远远超过三根金条的财富，有了这样的子女，我们也不需要金条了，但我就是不知道如何向你开口。你们其实就是我的金条，支撑了我一辈子……”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说的这故事是不是真实的？父亲的老友我基本上都熟悉，但就是对不上号。父亲始终没有告诉我，如今父亲已经于去年一月份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想把父亲的故事写出来，可是，这是真实的事件，还是父亲随后编的故事呢？从此以后，我脑海中又多了一只保险箱。 

　　不久前，我在北京见到一位老领导，同他吃饭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讲起两个保险箱的故事。他饶有兴致地听我啰嗦完，沉吟了一会，对我说，“小杨，我也有一个保险箱的故事，你要不要听？” 

　　我惊喜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家知道我写过一套间谍小说《致命系列三部曲》，其中很多精彩的内容就是这位老领导讲给我听的，但后来他看到这套书后，责怪我怎么把他的故事都写出来了，之后就不再告诉我新的故事。现在他又要讲故事给我听？我太兴奋了，他可是跟随周恩来、熊向辉这些人长期从事秘密战线工作的老前辈，他的故事，哪一个不精彩？ 

　　我无法掩盖自己的兴奋。我讨好地问，“周局长，这故事发生在中国吗？需要我保密不？我不会乱写的。” 

　　他说，不用保密，不是发生在中国。我追问一句，那发生在哪里呢？他说，缅句。缅句国。 

　　我有些疑惑，但没有进一步追问。下面是周局长关于保险箱的故事——哦，对了，他20年前退休时是共和国情报局最资深的情报局长（见《情报局长》） 

　　J 君是缅句国的情报人员，大学毕业后就为缅句国军政府服务，曾经在周边国家泰国、老挝、美国和法国从事过情报工作，成绩卓著。但就在他潜伏在海外为独裁的军政府收集情报这段时间里，他发现了缅句国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政府治理、发展经济都无能，官员却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独裁将军们欺骗、欺压民众……这些发现渐渐变得越来越强烈，也让他越来越痛苦。他的思想最终发生了变化。 

　　作为一名情报人员，忠于国家、忠于政府、忠于人民几乎是最基本的要求。可是，他最终认识到，这三个“忠于”却是互相矛盾的，你如何做到既忠于一位独裁的军政府，又忠于被独裁愚弄和欺压的民众呢？ 

　　这种矛盾心理终于让他无法再为军政府收集情报。那时他因为工作需要已经带妻子与两个女儿移居到泰国曼谷。他向缅句国国家情报局提出辞呈。缅句国当局当然觉得很遗憾，但由于他确实曾经为国家与军政府效劳有功，也就没有为难他，同意他在泰国定居，且给他发了一笔优厚的“退休金”。对他来说，这个政府对他可谓“有情有义”了。 

　　但这种“情义”只让他安静了两年左右，他就再也坐不住了。在泰国期间，他了解到更多缅句国独裁军政府欺负民众、抵制民主，剥夺民众知情权与各种自由的恶行。他曾经被这个政府培养、教育要爱国，要抵制敌人对缅句国的侵略和渗透。现在，他才猛然发现，缅句国最大的敌人就是独裁专制，就是军政府。于是，像大学毕业时毅然投身军政府的情报机关，为独裁效劳一样，觉醒过来的他，毅然决然地再次做出决定：回到缅句国，为民众维权，告诉他们人权的道理，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 

　　对于这样一个曾经的热血青年，如今的热血中年，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什么难事。在他之前和之后，缅句国都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仁人志士，同独裁专制、同军政府做斗争。但对于J 君来说，情况有些不同，他曾经深入军政府体制内，且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狗特务”和“既得利益者”，如今他和妻子以及两位女儿幸福地生活在泰国曼谷，衣食无忧。如果再回去同那些仁人志士一起战斗，他可能会因为自身的经历而做出更有效的事，但军政府如此熟悉他，能放过他吗？ 

　　当然，更艰难的是，如何说服妻子？两个女儿还在读小学，如果他出事，孩子怎么办？那段时间，他异常痛苦，但最后还是决定回去，投身到为祖国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中。只不过，他走之前，在曼谷汇丰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他把这些年的积蓄，尤其是军政府奖励他的那些“退休金”，还有他如果出事后，妻子应该如何做，找什么人帮忙的信息都写在一个本子上，全部留在了保险箱里。回国前，他交代妻子，如果他出事了，才打开保险箱。否则，任何时候，都不要打开这个保险箱。 

　　讲到这里，周局长停了下来，我去为他冲了一壶茶。我问他，他出事了？ 

　　周局长说，其实你认识他，而且你们还很熟。哦，当然出事了，只不过，并不是一回去就出事，事实上，缅句国军政府中也有改革派，而且在国际压力尤其是国内维权人士、公民律师与越来越多觉醒的民众推动下，也有了一定的改革意愿。J 君在这个时候回到缅句国，正是时候，他做了不少的事，且都没有受到直接的干扰。 

　　不过，从二战后赶走英国殖民者与日本侵略者就被本国独裁军政府霸占的缅句国，保守势力与利益集团也是非常强大的，他们不时对党内的改革派与觉醒的民众发起攻击，有时用枪杆子屠杀，有时用笔杆子杀戮。但不管怎样，J 均就一如既往的温和而不懈地传播民主与自由理念，他相信只有大多数缅句国民众觉醒了，缅句国自然会回到人类正确的一边。 

　　当然，这期间，他不得不兼顾家与国，经常要来往缅句国与泰国之间。虽说军政府没有过多为难他，但他做的这些事毕竟不受欢迎，首先他的经济来源被切断，几乎无法在缅句国找到有可以领取工资的工作，其次，当局还不停为他设置障碍。当然这些都没有吓住他。只不过，他们家庭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条件越来越艰难。到最后，两个孩子几乎都只能靠他妻子在泰国打工赚钱养活了。 

　　每次回到缅句国，他都会去曼谷汇丰银行，去看看自己租的那个保险箱，回来后，也会一如既往地交代妻子，如果他出事了，再也回不来了，她必须立即打开保险箱，找到解救他的办法，如果这办法无效，就用里面存放的一些钱，和孩子好好过日子。他是为理想与事业而失去自由，她不必过于悲伤。但他交代，保险箱里的钱财，是用来“保险”的，现在我们有手有脚，不能用。 

　　就这样，十几年过去了。虽然J 君等个人的作用有限，但还是多少影响了一些缅句国人民认识外界与自身，并开始独立思考，也直接促使一些缅句国民众投身到争取自由与民主的实际行动中。这就不能不引起缅句国当局的警惕与忌恨。一开始，他们认为包括J 君在内的这些人不会成大事。但看到他们一年一年坚持不懈地“煽动”民众认识自己的权利，也渐渐把持不住了。 

　　终于这一天到来了，J 君被缅句国军政府警察秘密逮捕。J 君一直以来都默默无闻，更无法同缅句国那些民主勇士们相提并论，他被捕的消息传出来后，妻子伤心欲绝，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她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但当这一天到来时，她还是无法接受。他们原本过得好好的，甚至不必再回到缅句国了，J均为什么要折腾啊？ 

　　她想起了J 君的交代：保险箱。里面存有J 君在缅句国军政府高层的旧同事与老领导的联系方式，如果出事，由妻子联系他们，他们想必会出面帮他的，至少可以判得轻一点。还有，他第一次回国前带她看过保险箱，里面至少有半箱子现金和可以兑换现金的财物。她谨记丈夫交代，平时再穷困，也不想着保险箱里的钱财，但现在，丈夫被捕了，据《曼谷日报》报道，要想短期内出来，可能性不大。她应该打开保险箱了。

她同一位当地的记者朋友一起来到曼谷汇丰银行，由于保险箱是使用夫妻二人的名字开的，出示了证件后，工作人员把他们两人领进了保险库。可是，当她当着记者朋友的面打开保险箱时，惊讶得目瞪口呆。 

　　“怎么了？”我急不可耐地问周局长。 

　　周局长却不慌不忙，喝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保险箱是空的！” 

　　“空的？”轮到我惊讶得目瞪口呆，“不可能吧，怎么会是空的？” 

　　“是的，是空的，空空如也，连一分钱、一张纸条都没有。”周局长加重语气说，然后就闭上了眼睛。我却急得一塌糊涂，连续追问了好几次，“那J 君不是没有希望出来了？可怜他的老婆女儿怎么办？唉……” 

　　周局长突然睁开眼睛，盯住我说：“真奇怪，你是装糊涂还是怎么回事？你和他那么熟，难道不知道他不久就被释放了，回到了泰国？” 

　　哦，我和他很熟吗？有点明白过来，我还是百思不解，不过我知道再问，这死老头子也不会告诉我。我听到他说：“J 君回到泰国，夫妻团圆，皆大欢喜。妻子抱住他，两人喜极而泣。不过，擦干眼泪后，妻子也嗔怪他，为什么保险箱是空的？” 

　　他不好意思地说，因为太投入到自己的事，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赚钱，为了支持自己的行动，更为了给同他有相同理念的人一些经济上的支持，他每次回来就忍不住从保险箱里取走一些现金或财物，反正他心里想，这些也是他为那个独裁军政府工作换来的。不过，久而久之，就“坐吃山空”了。至于那些关系网与求助信，J均解释道，我为了国家与民众，问心无愧，为什么需要那些人来帮助我？难道不是他们更需要我来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站在人民一边，站在人类历史正确的一边？ 

　　啊，我忍不住为周局长这段话鼓起掌来，虽然这段话是他引述J 君夫妻的对话，但从我敬佩的周局长口中说出来，几乎令我流出了眼泪。不过，我就忘记问他，既然是人家夫妻之间的对话，你一个身在中国的病恹恹的老头子，怎么会知道的？ 

　　这个不重要，不是吗？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努力，J 君和他那些朋友的做法不但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国际社会的关注，也得到军政府内部有良心军人的默认。J 君不但被释放，军政府还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答应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开放对媒体的限制，积极准备2015年的全民大选…… 

　　“现在，我的故事讲完了。”周局长说罢，放下茶杯，手却没有离开茶杯，指头在杯子边轻轻敲打，我知道他在思考，果然，他又开口说话了：“在你的第一个故事里，保险箱里装了满满一箱子金银财宝……” 

　　“嗯，”我知道我敬佩的周局长又来点拨我了，我抢着说，“那不是满箱子的金银财宝，那是专制、腐败与贪欲，是死亡与骨灰。” 

　　“在你第二个故事里，那个保险箱里装的什么？”周局长眯着眼睛问我。 

　　我想了一下说，“不是砖头，更不是三根金条，而是亲情、信任、希望与奋斗。” 

　　“好，”老领导看起来对我很满意的样子，“这两个保险箱有什么关联？” 

　　我脑袋瓜子快速的运转着，不到一分钟，我就找到了答案：“国家原本应该扮演第二个保险箱里的那三根金条的角色，给民众希望，支持民众去奋斗，而不是让民众担惊受怕，忍受极权的腐败堕落。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第一只保险箱装了满满的金银财宝与贪欲，才把第二只保险箱里的金条变成了砖头……周局长，我的理解正确？” 

　　我明知周局长永远不会对我的意见做出“正确”与“错误”的回答，还是故意这样问他。果然，他根本不理我的问题，继续问道：“那我故事中那只空空的保险箱里又装满了什么？” 

　　周局长的问题把我吓了一跳，那个保险箱里不是空空如也吗？为什么他会问“装满了”什么，看到老局长突然间目光如炬，我醍醐灌顶，立即明白了过来。但我却竭力压住情感，用淡淡的声音说：“那个保险箱根本不是空的，那里装满了道和义。” 

　　好了，我的三个有关保险箱的故事都讲完了，我想问一下，你有保险箱吗？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杨恒均 2013.10.1 《情报局长》之六，本故事纯属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