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人为何转向马克思主义？

作者： 荣智慧 来源：南风窗

　　1920年春，身在北京大学的李大钊，和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见面。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维经斯基又奔赴上海，去见“北李南陈”的“南陈”—陈独秀。

　　历史从一百年前延伸出来的多条岔路，融合为一句耳熟能详的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作为从新文化运动中出来的知识分子，这一代人为何转向马克思主义？又如何理解、实践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究竟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意义？
　　追溯这些缘由，绝非仅仅为了“回忆”。

　　选择马克思主义
　　1911年，辛亥革命引发各省独立，宣统皇帝退位。不仅入关267年的满清一朝宣告结束，秦始皇于西安创造的帝制，也在2132年后成为“历史往事”。
　　中华民国成立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两个中央政府南北对立：一在北京，由北洋军阀承接交替；一在广州，以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为重心。两个政府控制的地域都十分有限。内战沿着铁路线展开，军阀以派系区分。西藏和外蒙古脱离了中国的掌握，外国炮舰频繁在内河航行。国际贸易由各大城市里的外国租界操纵—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需要自然得不到重视。
　　中国出口商品以农产品为主，进口商品则针对的是新兴市民阶级的兴趣和购买力。但是这批人的数量实在太小，也不足以改变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经济态势。
　　旧的体制所剩无几，而新的体制尚未产生，只有拥有私人军事力量的军阀维持着表面和短期的“团结”，于是，“实力政治”大行其道，阴谋和政变成了家常便饭。军阀割据令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丧失了尊严和信任，也造成了此后十多年里人们普遍的困顿和失望—钱玄同在北京浙江会馆里找到鲁迅，想让他给《新青年》投稿时，后者正在临摹古碑文。
　　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是一代激进知识分子用来抵制政治文化领域倒退势力的阵地。特别是袁世凯任职总统期间，倒退势力卷土重来。“新青年”靠一系列的“防守反击”，以及“民主科学”的口号，真正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反抗青年。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胜利。不仅《新青年》将历史的目标与西方的民主科学等同看待，了解美国总统威尔逊民族自决提案的中国人，无不翘首盼望协约国胜利能改变近代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现实。然而，《凡尔赛和约》是一记重击，民主国家并未给中国任何的同情和公平—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并收回山东权益，均被否决。
　　陈独秀过去曾把协约国的目标与公正的理想划等号，此时也受到强烈的刺激。因在反对《凡尔赛和约》的五四游行中起到领导作用，他被判处五个月监禁。
　　在“凡尔赛出卖”之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及发生在两年前的“十月革命”，开始与民族主义一起，激荡在中国启蒙者的心中。列宁肯定民族主义在“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发挥作用的说法，启发了李大钊。虽然当时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资料并不算多，但李大钊最先领会到了中国的可能—落后国家完全可以依靠社会主义革命，在腐朽的现代西方国家之外另辟蹊径，从而置身于历史先锋的地位。
　　李大钊在1919年5月4日的《每周评论》社论中写道，“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得不充分，中国的革命就可能比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更为容易。”陈独秀也赞同这种“蛙跳”理论，既然俄国成功跳过资本主义阶段，中国为什么不行？
　　1920年年初，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精神领袖“南陈北李”，在宣传马克思的理论同时，也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列宁主义组织路线”的政党模式：把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意志的根本体现；按照军事化的意义，组织起一批“职业革命者”。
　　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在几乎两代人的时间里，梁启超与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都将中国的复兴视为“向西方学习”的最佳结果。他们过去无不采取了“双重标准”：西方国家侵略中国是可恨的，然而其自由民主的制度是可取的；或者将中国受到的欺侮归咎于自身的孱弱。
　　而马克思主义终于解决了两代人的“精神分裂”—宣称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侵略战争的根源。自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的西方改革模式才在中国恢复了一些1919年之前的那种精英吸引力。

　　思想与行动的准备
　　1919年年底，陈独秀针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的道德败坏，发起猛烈的攻击：“西洋的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晨报》，大量刊登工人、农民的信息，引起人们对无产阶级及严重社会问题的注意。
　　帝国主义者、军阀和腐败的官僚，必须要由革命来解决。正如李大钊所说：仅仅“开几个公民大会”是无法将掌权者从其所在的位置上赶走的。
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做的准备，一是思想上的，一是行动上的。
　　《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新青年》和《晨报副刊》均有介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译成中文；《资本论》有被大量删节的中译本。除此之外，具有中文版本的，还有《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共产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都有中译本。列宁在1919年12月俄共（布）八大所作的《关于党的纲领》中的“民族自决”与“过渡时期的经济”中文文本，在《新青年》第八卷第3、4号上刊登。
　　后来，由于不再满足仅仅翻译俄国的理论和消息，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也会向莫斯科派驻特约记者，其中包括瞿秋白，动机是“寻求……改造中国的真理”。留学生也常常带来第一手资料，正是经由留法的蔡和森的来信，毛泽东才将早期对克鲁泡特金的信服，转变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
　　1920年夏天起，多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渐具雏形。从地理上看，李大钊执教的北京大学，网罗了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张太雷等人，并于1921年1月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包含了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周佛海等17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有毛泽东、何叔衡等；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有王尽美、邓恩铭等；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三位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广东人，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
　　在境外，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周佛海、施存统，都是先在上海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去日本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张申府组织，成员有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
　　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是列宁和共产国际的“东进计划”之一。
　　五四运动之后，俄共（布）西伯利亚区负责人向俄共（布）中央建议成立“东方局”，以便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联系，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李大钊在1920年1月与俄共（布）取得了联系。3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成立。之所以在海参崴设点，是因为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在战争中遭到破坏，一趟车至少要花二三十天，海参崴与中国直接联系更加方便。
　　同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向中国派遣代表团，列宁对其下达三项任务：
　　一、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二、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三、物色一些中国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代表团的负责人维经斯基，性格较为温和，给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27岁的维经斯基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
　　六七个月的时间里，维经斯基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回国前表示，“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建立的雏形组织能够迅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一大的召开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安德烈大厅召开。这是一次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会议，苏俄击败了入侵者，结束了4年内战，共产国际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而如列宁所说，是“一个强大的组织机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有52个国家，103个组织的605位代表，5000人参加了开幕式。
　　记者瞿秋白这样描绘大会的景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大厅里响起嘹亮的《国际歌》，瞿秋白首次将其译成中文后，在1923年经萧三转译，“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从此传遍中国大地。
　　出席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为张太雷和杨明斋。此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人也轮流列席参会。7月12日的闭幕式上，张太雷作大会发言，他说：“在必然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
　　此刻，共产国际执行代表马林，已经在去往中国的途中。荷兰人马林并非俄共（布）党员，他从1920年8月起直接受命于列宁，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相比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马林的职务更高。
　　李达时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马林和尼可洛夫（尼柯尔斯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他们建议我们应该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
　　法国由于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已经来不及，未收到邀请信。1921年7月下旬，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产国际马林、尼柯尔斯基共15人，围坐在上海望志路一〇六、一〇八号李汉俊家的长方餐桌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
　　大会的议题是：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选举中央机构。陈独秀给大会写了来信，信中有四点意见：党员的发展与教育；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党的纪律；群众路线。具有雄辩家口才的马林致辞长达三四个小时，他强调“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的时候，会场上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
　　后面的会议中，围绕中国共产党是否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是学习欧洲和俄国的共产党，支持孙中山革命运动，待革命成功再加入议会竞选，还是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原则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共产党员能否在国民政府中做官等问题，代表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陈公博在1924年的文章里总结，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章程规定党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劳动群众，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尽管章程没有阐明民主集中的原则，党也将有计划地建立一个系统的、纯洁的、秘密的从小组到中央的组织，以便领导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来完成革命任务。党章认定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存在的党派，包括国民党，采取敌视与不合作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要向共产国际逐月递交报告，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中央由三人组成：书记陈独秀，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
　　对于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参加或未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代表一个美好的新天地，那是一个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尽其所能地发展自己。瞿秋白在1920年8月赴莫斯科前，与《新社会》杂志的同事们告别，他说，希望促成的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没有战争危险的民主新社会。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比国民党改组早了3年），可以说第一次创造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政党制度，并以一种严密的组织、纪律，有计划的军事行动和独立的实践，去实现那个“民主新社会”的最初愿望，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雨和波折。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在2019年4月就“五四运动一百年”接受《南风窗》采访时，曾特别指出，“自觉地要把文化运动、思想运动和政治结合起来，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现代政治的发明”。中国共产党由新文化运动推动结合，又整合了大众运动，从此，文化运动、大众运动和政党政治三者构成的互动，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政党政治的基础。
　　今天回溯100年前的“建党历史”，绝非仅仅为了“回忆”。
　　21世纪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治时期。特别是在一个黑天鹅事件频发、世界风云变幻的新时期，政党需要结合什么样的文化运动，如何更新“新政治”的能力，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新政治”，是我们今天需要迫切讨论和思考的问题；100年前“建党前”的尝试和探索，是这些问题的起点，也包含了通向答案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