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吾国与吾学(二)
钱学森:吾国与吾学(二)
“那时,我自己和我的许多同学们都有一个信念:我们学习,就是为了建设未来的祖国。”这样的誓言在1964年化为原子弹的一声巨响,震惊世界。
作者:何焰 来源:南风窗
游子归旅
“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已经在海上航行了20多天。
刚好在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与夫人的结婚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出发,邮轮在海面上驶过中秋,驶过国庆,到了10月8日凌晨,终于要驶入香港。
钱学森一家四口都在船上。
在一个半月前的日内瓦谈判上,中国以11名美国空军战俘和一封钱学森的亲笔信为要求,成功“营救”了钱学森。
“克利夫兰总统号”,是他们能买到的最快的回国船票。船上同时还有其他的中国学者和归国同胞。
10月8日早晨,钱学森早早地起了床,“我热切地望着窗外,经过这20年漂泊在美国的岁月之后,现在我终于要回到家乡了。”
在接近香港的海上,中国政府派来一艘接驳船保护钱学森的安全,将他们一行人接到了九龙,再由九龙搭乘火车到深圳。
彼时的香港还被英国统治,社会情况复杂,船上的归国学者们早早地为新闻媒体准备好了一篇归国声明。但钱学森主张,把《我要控诉!》改成《向祖国致敬》,他说,不必用左拉的笔调,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
在九龙海关,钱学森一行人迈过深圳罗湖小桥。
中国海关大楼的广播里,应时响起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全国同胞都在欢迎你们!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第三年,我们需要你们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追求更美好、更繁荣的生活!”
受中国政府委托,中国科学院、广东省政府领导和科学家代表,在桥头上负责迎接钱学森归来。
当时朱兆祥是中国科学院的迎接代表,他回忆当时的画面,自己正在人群中拿着照片紧张地搜索钱学森一家,手突然被人抓住,握得很使劲。他猛一转身,发现对方眼眶里噙着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那不是钱学森,他们彼此也不相识,对方也不知道他来干什么的,只是把他当作了国门的代表。朱兆祥大为感动,但很快发现,后面进来的人,一个挨一个的,都热泪盈眶。
片刻接到钱学森一家后,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钱学森一家游览了广州、上海,最后去到北京。
44岁的钱学森,身形清瘦,即使久居国外,还是保留着一口地道的京腔普通话。他仍旧是沉默,坐下来就看自己的书,但看人时,一双眼神生动灵活。
一到广州,他就在新华书店买了两本小册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当时新中国的两件大事。
到了上海,钱学森曾经求学的地方,他反而不再熟悉了。
“街上是那样的干净,没有扒手、小偷、摊贩,也没有趾高气扬的外国人。取而代之的是,穿着蓝黑色棉夹克的男女、扎着红领巾的快乐儿童,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明码标价,再也不需要讨价还价了。”
在离开美国之前,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劝阻他回国,质问他,一个优秀的航天科学家回到一个农耕社会能够干什么?
10月23日,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隆重的茶话会上,一位年老的药学家告诉了钱学森另外的话,“现在政府不同了,要钱有钱,要设备有设备,就是少人才。你回来了很好,大家一起干吧!”
10月28日,他回到北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来车站迎接他,吴有训、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20多人拥拥簇簇,等待与钱学森汇合。
离开北京这些年,这座城市仍旧叫钱学森感到亲切。他去拜访了母校北师大附中的老师,以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11月5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陈毅接见了钱学森,代表党和国家欢迎他的归来。
钱学森的归旅还没结束。每一天都被新中国美好的前景所鼓舞,但20年阔别,他还在摸索。
11月22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钱学森被安排参观东北地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抚顺、鞍山、大连,一路看过来,钱学森非常兴奋,因为中国的工业化现状比他记忆中的要好太多了。
东北之行的高潮,是一次参观。钱学森告诉朱兆祥,自己有两位老朋友在哈尔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想趁机见见他们。但当时的“哈军工”是全国唯一一个现代化装备维修、研究、设计人员培养的学校,属于绝密单位。
钱学森被紧急特批,进入“哈军工”参观。“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奉时任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的命令,一大早从北京搭飞机赶来哈尔滨,在校门口等待钱学森。他拍板,为钱学森开放了所有的实验室,“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秘密要保的。”
这是一个伏笔。
在空军工程系的一个实验室里,陈赓突然严肃起来。他面对钱学森,看着他的眼睛,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了一截不成?”
陈赓一把握住钱学森的手,大声地说:“好极了!我要的就是您这句话!”
至此,钱学森的归国之旅结束了。
前半生的求学漂泊,以此为始,终于要落地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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