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崛起的文明特质与世界意义

来源：《新华文摘》2017年第17期P7-10作者：项久雨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颇多微词。迅速崛起的中国在给世界带来震撼的同时，也遭到了难以尽数的歪曲诽谤和肆意抹黑。其原因在于，西方世界囿于自身立场确乎难以认识到，今日中国的现代化战略崛起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在崛起方式和文明高度上，实现了对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真正超越。

      一、大国崛起的西方困境

      西方大国大多凭借武力扩张而实现了暂时的霸权地位。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到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它们无一例外地依靠迅猛发展的国家硬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采用战争手段攫取尽可能多的外部利益尤其是领土，实现了大国崛起。在这些国家以最快的速度打破既有世界格局和力量平衡、搭建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国际法成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国际道义遭受严重践踏而名存实亡。

      哥伦布美洲航行探险，标志着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殖民攫取、奴隶、强迫劳动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每一阶段所汲取的外部利益的重要内容，构成了解读西方国家角逐世界霸权的重要维度。

      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航海探险和殖民掠夺起家，于16世纪建立了海上霸权，瓜分了世界。“到1500年，在葡萄牙王室官方殖民经营发展的同时，非官方的、非法走私的贸易商人活动广泛开展，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葡萄牙海外帝国。”而甘蔗种植、奴隶贸易、贵金属掠夺，构成了西班牙长达一个世纪的重要财富来源。在此期间，“墨西哥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0%(从25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秘鲁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而据官方的保守数据，“1521-1660年间，从美洲运往西班牙的白银有1.8万吨，黄金200吨。有些估计甚至是这一数据的两倍”。虽然这两个国家使得大批贵金属进入世界流通环节，客观上“对于全球经济交往的形成和发展，对拓展国际市场和促使资本主义新时期的到来起了重要的历史性的开拓作用”，但这难以掩盖其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实质。

      继葡萄牙、西班牙帝国崩塌之后，人少地窄的荷兰凭借商业垄断和殖民掠夺逐渐兴起，成为17世纪世界经济强国和海上霸主。马克思对荷兰殖民统治有一段精彩的评价：“荷兰——它是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英国于19 世纪上半叶完成工业革命，于该世纪中叶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世界工厂。马克思指出，在英国，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英国依靠战争和强大的海军构筑起庞大的殖民帝国，给其殖民地带去深重灾难。对此，马克思指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被摧毁，“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通过对外侵略和殖民掠夺，英国积累了巨额财富，为其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革命打下了坚实却绝非光彩的物质基础。

      18和19世纪是英法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纪，双雄争霸时间长达150年。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实质上是一场争夺欧洲大陆霸权的非正义性战争，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索。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相继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终因欲壑难填诱发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灾难。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指出：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人放弃了他们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地位：欧洲被欧洲人的愚蠢侵蚀了”;到了1945年，“欧洲的政治势力被大大削弱;欧洲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被超越;欧洲的殖民体系已难以支撑。欧洲的文化失去了自己的真诚和信任;欧洲的威信和道德准则几乎消失殆尽”。

      对于美国史，美国历史学家乔治•布朗•廷德尔和大卫•埃默里•施进行了相对公正的评判：“美国，这个从殖民地中诞生的国家，史册中既记载着辉煌的独立战争，也留下了印第安人的血泪与奴隶制的罪恶。它曾是无数移民逃脱宗教迫害向往的新大陆，也有过激烈排挤歧视少数族裔的不堪历史;它的崛起中既有独立自主、顺应时势，又有帝国扩张的狂热，同时伴随着民权运动的曲折和高潮;它从一个农业社会国家，一步一步跨入工业社会，最终成为世界强国;从奉行孤立主义，到扮演起世界警察的角色，它代表着自由和民主，也做出过错误的选择。”20世纪中期，美国正式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霸主。在此后维持霸权地位过程中，对外动用武力更是家常便饭。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早在20世纪中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欧美的生活准则之得以广泛传播，实际上，是在原子弹蘑菇云阴影的威胁下，在勃伦式轻机枪的枪口上实现的。”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由美国主导的价值观强制输出引发的流血冲突事件仍在世界多地上演。悖逆历史潮流的行径，注定行之不远，美国梦的昔日光辉难以为继。美国学者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评价道：“美国梦一直以来都建立在以剥削与霸权为特征的政策与实践之上，这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环境上都是无法持久的。”

      通过对西方大国角逐世界霸权史的追溯，从经济学视角，我们得出如下认识：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往往通过扩大领土的控制权、扩充政治影响、扩展对国际经济的控制，谋取尽可能多的经济盈余，以增强其综合国力、维系其霸权地位。掠夺贵金属、奴隶贸易、不平等的经济秩序，在造就了宗主国经济盈余的同时，也滋长了耗损经济盈余的力量。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以及新兴国家在国力增长和欲望膨胀的双重作用下对既有国际秩序的不满乃至挑战，足以构成对霸权国经济盈余的抵消力量。而“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和帝国的兴衰，大多同产生以及最终耗尽这种经济盈余有关”;“如果一个国家力量的增长同它对国际体系的控制之间的关系呈直线发展，那么结果将是最终由一个国家建立起世界的最高权力”。反之，由于抵消力量的作用，一个国家操控一种国际体系时，必然面临进一步扩张所需成本增加和所获纯收益减少的情况，这就势必减缓并最终阻止扩张的冲动。依此来看，当一个国家达到它扩张的极限时，它就很难维持自身霸权地位和遏制最终的衰落。这也就是西方大国霸业“其亡也忽焉”的症结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历史，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武力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最终都是要失败的，历史上那些不可一世的帝国如今都成了过眼烟云。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既往世界史上，霸权战争是处理决定性权力再分配以及国际体系失衡的主要手段，它必然要求该体系中国家之间领土的重新分配和国际规则的重新制定，不可避免地对人类文明造成严重的创伤。而在霸权战争期间以及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建立之后，国际道义往往被抛弃在一个无人理睬的荒僻角落。历史上由帝国操控着国际秩序的风雨飘摇以及国际版图的风云变幻，构成了霸权战争非正义性、反人类性的真实注脚。在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看来，一个新兴大国为了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现实利益，必然挑战现存大国、变革国际体系，而现存大国也必然回应这种威胁，于是战争不可避免。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它被多次证实，以至于发展成为今日世界预测崛起的中国与当今第一超级大国美国之未来的固化思维模式。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果真会中了修昔底德的魔咒，“必然”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吗?

      二、苦难辉煌的中国崛起

      从世界史来看，国际格局中的大国崛起，常常伴随战争或者冲突。对于这种历史现象，人们极易得出一种刻板化的解读模式：但凡国家崛起，必然招致暴力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然而，用这种西方大国崛起造就的固化模式来硬套中国，是违背历史真相的做法，必定得出错误结论。在国际社会中，有不少这样的谬论已经发生，正在发生，还将继续发生。除了一些别有用心者故意抹黑中国之外，引起误解的原因多在于国际社会未能真正了解中国。因此，向外界主动解释中国从何而来、走向何方，讲清楚中国崛起的发展脉络和本质特征，对于消弭误读、增进理解至关紧要。

中国的崛起蜕变于苦难的历史遭遇。回看历史，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的贸易、虚伪狡诈的外交和“极端不义的战争”对中华民族进行了残酷掠夺和血腥践踏。马克思指出：“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从1833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鸦片输入、鸦片战争及其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造成致命的破坏，“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这些记载着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文字，充分暴露了英国殖民掠夺的野蛮本性以及资本的每个毛孔滴着血和污的本质。

      面对封建统治和列强入侵，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运动，给腐朽的封建王朝以沉重一击。对于中国人民的英勇表现，恩格斯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恩格斯对中国的前途充满期待：“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此论极富远见!洋务运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下，开启了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先河，但并未使中国真正走向独立与富强。甲午海战把清政府从洋务救国的迷梦中惊醒，戊戌变法启动资产阶级尝试改革封建政体的壮举，终因封建势力过于强大而失败。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此后，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在中国轮番上演，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斗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豪情万丈地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的伟大时刻，全世界共同见证：一个昔日任人宰割、濒临灭亡的旧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强大的人民政权的保驾护航下，在新的历史起点以更快的速度扬帆启程。回首过去，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国家兴亡盛衰的悲喜剧并不少见，它一再表明：发展道路的选择，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至关紧要。当所选道路顺应历史潮流时，国家往往能够发展并兴盛起来;反之，则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人亡政息。

      近代社会中华民族受尽屈辱，根本原因是没有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而中国共产党一旦登上政治舞台，迅即改写了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人民破解了在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实现什么样的国家治理方式这一系列历史性重大课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一高度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实践证明，中国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它“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一条已经实现中国崛起并即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能感受习近平总书记底气十足、砥砺奋进的话语：“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由此看来，中国崛起的关键在于选对了道路。

崛起的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的切肤体悟，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的真挚向往，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因此，中国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决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中国尊重所有的国家自主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这是对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未来之中国将走向何方的积极回应，是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建设和谐世界的郑重承诺。

      中国成功开辟近代以来新兴大国和平崛起的先河，并以切实推进世界和平事业的中国行动，完全颠覆了西方社会“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国崛起方式上，中国实现了对历史上任何大国的真正超越。不曾通过武力扩张和殖民掠夺获取非法收益，中国的崛起是一种内敛式、和平式、内源性的崛起。中国通过发展经济和运作市场的方式进入国际体系，也不曾破坏既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相反，中国早已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和重要贡献者。事实上，把一个拥有13亿人口规模、约占全球1/5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以和平方式带入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最大贡献，是为世界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基于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该论断精准把握了中国崛起的历史渊源和文明特质，进一步彰显了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和世界意义。

      三、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中国一心一意办好自己的事情，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为世界作贡献。”中国崛起，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这条道路，“兼善天下”，其正向溢出效应正在源源不断地涌现。

      一是中国崛起增强了人类发展进步的物质基础。中国多年来发挥了世界经济压舱石作用。过去30年全球经济繁荣，本质上就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大批新兴国家加入全球化浪潮的结果。以中国为核心，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大军加入到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不仅为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等资源国提供增长便车，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坐享消费红利。这种趋势仍将持续相当长时期，中国仍将发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积极实施负责任的经济金融政策，“两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注资500亿美元和430亿美元，为其他国家应对危机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据美国高盛公司统计，2000年至20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为22%，比美国的贡献率高出5个百分点”。中国之举赢得国际赞扬和期许。比利时自由大学资深研究员傅立门明确表示：“一个更加均衡、稳定增长的中国，将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对处于经济危机复苏阶段的欧洲大有裨益。”中国历来注重加强对外合作与援助工作，功效卓著。在非洲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至2012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为207亿美元，仅2012年就达25亿美元”，中非发展基金总裁迟建新称，中国与非洲开展的经济合作“改变了世界对非洲大陆的观感，带动了财富向非洲的转移，非洲从‘没有希望的大陆’，变为充满商业机会、蕴含巨大市场潜力的希望之地”，直接导致非洲热在全球持续升温。

      中国通过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领域投资，极大地推动了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已达到30%，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亚洲地区经济增长0.3%。”足见中国发展的列车不仅是与周边守望相助的睦邻列车，更是与全世界携手共赢的友好列车。习近平主席2013 年金秋国际访问期间，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展示出中国将自身发展的宏伟愿景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愿景相结合，将‘中国梦’和‘亚洲梦’、‘欧洲梦’相连接，支持有关国家改善民生、增加就业和工业化的努力，积极为沿线地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让有关国家安心、舒心、开心”。如此看来，“一带一路”引发亚欧各国的极大热情实属必然。二是中国崛起拓展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文明新路。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稳定的中坚力量。在国际交往实践中，中国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主动倡导建立平等透明、开放包容的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架构，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亲、诚、惠、容理念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负责任的建设性大国作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和全球治理工作。60多年来，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阿富汗早日走上稳定与发展之路提供尽可能大的帮助，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阿富汗重建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和解进程，这从根本上区别于之前一些大国介入阿富汗事务的做法，从而赢得了阿富汗人民的一致赞同。中国长期以来都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积极力量。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珀西•米斯卡证实：“从2004年起，中国粮食连续十年增收。当前，无论是从粮食储备，还是从消费渠道来看，中国的粮食安全局面都是有保障的。这不仅对中国自身意义重大，对于稳定整个国际粮食市场，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耕地和淡水资源，解决了世界近20%人口的吃饭问题;短短30 余年让6.6亿人快速摆脱贫困, 创造了世界奇迹;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大部分来自中国，在世界减贫史上铸刻了中国成就;中国始终以负责任姿态参与全球抗击饥饿事业，毫无保留地与他国分享中国技术、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各项援助从未附加任何条件。这些都是一个度尽劫波的国家对世界所做出的真真正正的巨大贡献。这样的奉献与担当精神，雄辩地说明了中国以扎实的国际践履拓展了和平发展的文明道路，从而提升了整个人类的政治文明高度。

      三是中国崛起彰显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多样性。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被实践证明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国情、保障人民福祉、维护民族团结的正确道路，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迷时期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坚韧而充盈的生命活力。中国崛起成功开创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径，改变了西方社会主导的单向演进的现代化历程，消解了西方道路即是现代化唯一道路的迷思，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型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理论与实践，势必加快世界政治制度多样化进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罗曼诺夫称：“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是中国梦的重要资源，可以为一些国家提供参考。”

      中国崛起摒弃了近代以来大国争霸崛起的西方模式，开创了人类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合作发展的历史新纪元。中国崛起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世界奇迹，是中国在国际舞台构建中国话语的重要依据，是推动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强劲动力，作为发展经验的总结，对相当多的国家具有可资借鉴的世界意义。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表示：“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解决中东地区的贫穷、失业、教育和科技落后等许多问题都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

      四是中国崛起为破解当代世界难题提供了重要借鉴。中国以实际行动引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从金砖银行的成立到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出资成立丝路基金到推动亚太自贸区进程正式启动，中国真切践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向世界展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所蕴藏的中国智慧。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勾勒了“亚太梦想”的美好蓝图，宣布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投融资支持。中国此举赢得国际赞誉。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丝路基金的设立，表明中国没有走别国殖民主义的老路，而是选择共同富裕、建立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共赢道路，落实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用丝路基金帮助发展互联互通，用中国的资金、技术、建设能力与周边国家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赢发展。中国的丝路基金是包容的、开放的、共荣的、可持续的，体现着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理念。”中国必将与世界分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智慧。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投身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只要我们牢牢把握改革主动权，科学转变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遵循良法善治之道，就能有效保障中国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和质量稳步提升，有利于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的最佳平衡，进而促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我们相信，到2020年，中产阶层占到全国总人数40%左右的格局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基本形成，走向服务业大国的趋势基本形成，依法治国的大格局基本形成，中国必将顺利由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一个高收入国家，必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这一历史性事件势必产生重大国际影响。

      中国必将成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向世界提供处理国际关系的中国韬略。事实上，中国人民有着无比宽厚的胸怀。中国人民深信“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因此中国断然不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中国也决不会对当今国际秩序构成任何意义上的威胁，决不会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悲惨经历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相反，中国必将继续以协和万邦的宏阔胸襟、开放包容的非凡气度、合作共赢的价值追求融入国际市场，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终将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战略主张的现实转化，与世界共享处理大国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最广泛的支持，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赢得最真诚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