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老师的成长基因
好老师的成长基因
作者:孙孔懿
《人民教育》2015年17期
一位值得孩子终生怀念的老师就是好老师
在讲述“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时,苏霍姆林斯基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英语教师来到一所农村学校。她心里有点忐忑不安:“我们没学多少教学法,我可怎么工作呀?”可是没过多久,她的外语课就成了学生们最喜爱的科目。
过去,学校里总有不少孩子讨厌外语,而现在,孩子们在课堂上被点燃的求知火花燃烧到了课外,孩子们不需要完成指令性作业,而是成群结队去找这位老师:“您看看,我写的这篇英语短文有没有错误,我准备把它登在墙报上。”“这本英文书我已读完,再给我一本好吗?”
精力充沛的女教师总会满足孩子们的要求,还和孩子一道组织英语晚会,排演英语戏剧,创办英文新闻报,准备“英国人民文化艺术晚会”,甚至还找来许多复制品办起了“英国艺术博物馆”!
两年后女教师因事离校,一位有18年教龄的知名教师代她上课。不料没过几天学生们的态度就发生了逆转,甚至看都不愿看一下外语课本……
这件事常让我思考,对于“好老师”有没有一种既准确又简单的判断方法呢?应该是有的,那就是孩子们那一根根易感的心弦。
苏霍姆林斯基在谈及办学理想时,并未提出“领先”“一流”等宏大目标,他只想办一所值得孩子们留恋的学校。他以孩子们的情感归依为办学的最高取向,这其实也可以迁移到好老师身上:一位值得孩子终生怀念的老师就是好老师。
苏联教育家加里宁说过:教师应该感觉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最严格的监督之下,世界上任何人也没有受着这样严格的监督,孩子们几十双眼睛盯着,须知天地间再也没什么东西能比孩子的眼睛更精细,更敏捷,对于人心理上各种细微变化更富于敏感的了;再没有任何人像孩子那样能捉摸一切最细微的事物。
事实上,孩子的敏感性远远超出了成人的想象。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就是一例。孩子不仅能理解老师的言说,而且能领会其言外之意。
成为孩子们衷心接纳并留驻于记忆深处的老师,该是多么值得骄傲啊!当老师记着学生、学生也记着老师的时候,当孩子们忘掉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心中仍然活跃着一位老师的音容笑貌的时候,便是老师最幸福的时候。
好老师的成长依赖于对学生的了解
当我们将“好老师”与“受到学生爱戴和久远铭记”紧密结合起来时,“好老师的成长”便自然包含着以下要义。
它意味着教师与学生在情感上日益接近、贴近,且能经受住种种考验。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特级教师斯霞,曾被任命为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组织上想给她一个意外惊喜,事先并未征求她的意见。
谁知任命书下达后,她没有感到惊喜,只是感到意外。她谢绝了这一好意,甚至从未跨入已为她准备好的局长办公室。斯霞坚持与孩子不离不弃,长相厮守,她作为教师角色的发展也因此得到继续。
他说:“对学生身上的人性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不能说认识就此告终,你身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所不知的了。”他感叹道:要做到了解学生这一点,一辈子也不够啊!
在艺术界,许多艺术家都曾因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境界而感到痛苦。艺术哲学家阿恩海姆由此得出结论:“一个人真正成为艺术家的那个时刻,也就是他能够为他亲身体验到的无形体的结构找到形式的时候。”
以此观照,一位真正的好老师,能为自己的教育教学思想找到通向学生的最佳渠道,能为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找到最具效能和美感的实践形式,能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新观点、新方法、新举措,体现自己独具一格的艺术匠心。他是一位真正的教育艺术家。
要学会选择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
好老师成长的道路千差万别,不胜枚举。若论其“基因”或曰“基本因素”,不知能否归纳为天性与自觉性两个方面?
许多好老师都曾表示自己从小就爱孩子,爱当教师。著名特级教师魏书生,1971年至1978年在盘锦电机厂工作的6年多时间里,先后150多次提出当教师的申请。这一点很难用其他因素解释。这多出于他的天性、他与教育的缘分。
与此相反,一些老师的悲剧也就在于他的天性不适合做教师。有位好不容易等到退休的女教师在告别时满怀伤感:我不喜爱学校工作。它没有给我任何乐趣。我每天都盼望着课快些结束,喧哗声快些消失,可以一人独处……
这位女教师的悲剧不在于“师德”的缺失,在于她以喜爱独处的性格从事了需要合群的教师工作。
有鉴于此,苏霍姆林斯基对新教师提出建议:如果你的本性孤僻、不爱交际、沉默寡言,更多地愿意独处或与少数朋友交往;如果儿童的每一次淘气都引起你的苦恼和心悸;如果你热情不足,理智有余,对发生的一切都进行非常仔细的斟酌,那么建议你不要选择教师职业。
天性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它并非成为好老师的唯一因素。事实上,有些本来不太适合做教师的人,在从事教育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渐渐爱上孩子们,爱上教育事业。这些兴趣、爱好和情感的变化,就是他的发展、他的成长。这里,成为一名好老师的决定因素是他的自觉性、他的主观努力。
现代教育家朱自清的某些天赋条件本来不怎么适合做教师,他的学生、著名作家魏金枝回忆:朱先生讲课,“总是结结巴巴地讲。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预备了的话,便不免在喉咙里挤住。于是他就更加着急,每每弄得满头大汗”。“一到学生发问,他就不免慌张起来,一面红脸,一面急巴巴地作答……倒弄得同学们再也不敢发问”。
朱自清似乎自己也觉得不适合做教师,打算辞职,学生却因为他严肃认真而挽留了他。
“他的为人的态度,为学的精神,为学的功夫,教书的精神,都是认真而严肃的。他的热忱,仿佛深藏不露。朱先生思想很新,与同学们谈论,总是平易而虚心的。他常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哲学上的问题,讨论人生的意义,提倡用白话写作,策励青年进步,很快就得到学生的信仰。”
后来,朱自清到台州师范等学校任教时,与学生的关系更亲密了。学生们称他为“爱师”,争着要他上课,朱自清也决心“把自己的生命全献给教育青年的工作”。
此后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的20余年中,朱自清每次上课前仍然坚持做极认真的准备。他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赢得了一届届学子的衷心爱戴。特别是他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骨气,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的人格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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