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储朝晖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18日第3版 

      陶行知发现所有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这不是把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都变成书呆子和字纸篓了吗？陶行知认定有改革的必要，在南高师的一次校务会议上阐明道理后，公开提出要用“教学法”代替“教授法”。然而他的提议遭到了全体出席会议人员的抵制和反对。陶行知坚持己见，毫不退让，与这些反对者辩论了两个多小时，但结果还是被校方拒绝。他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的名义，以示不妥协。

      1919年2月24日，应蒋梦麟之约，陶行知写出《教学合一》一文，批判教学分离、重教太过的流弊。阐述“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因此要教学合一。五四运动后，学校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影响，南高师的教授们无暇坚持，5月中旬陶行知排课时将南高师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均改为“教学法”，为改革旧教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22年，陶行知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陶行知于是提出教学做合一，主张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先生拿做来教，方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

      6、办公不能成衙门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当时中国最为前沿的教育家群体展现才干共同合作的舞台，1921年12月23日成立后，陶行知任主任干事。因董事会和董事长不驻会办公，实际上是主任干事陶行知当家。为提高工作效率，陶行知提倡科学工作方法，为改进社确定八点《办公原则》：唯事的，非唯人的；科学的，非墨守陈规的；效率的，非浪费精力与时间的；教育的、进步的，非保守的、倒退的；美术的，办公室布置适宜，文件柜整洁；卫生的，设备合于卫生，工间宜略休息；兴趣的，办公事有兴趣，能增加工作效率；互助的，开诚布公，合作互助。这样就将改进社与官僚办事衙门区分开来。改进社总事务职员们在一起感到是同学，学习的机会多，四年多面向全国干了不少事。

      7、平民教育像传教

      1922年陶行知开始重视平民教育，接着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舞台，成立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大力推进平民教育。陶行知和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发起人声称要以“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推行平民教育。他到商店、家庭、旅馆甚至和尚庙、军队、工厂、监狱、济良所里去推广平民教育，还热心向胡适、郭秉文、郑晓沧等多位大学教授以及他们夫人，他所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写信推广连环教学法，附寄《平民千字课》，并给自己定下每天必写一信的任务，让梁启超、胡适、熊希龄都做了平民读书处的处长。他到蒋梦麟家动员他办平民读书处，蒋梦麟忙得很，面露难色，陶问：“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家里可以容得不识字的人吗？”蒋笑笑说：“错是不错。”陶说：“既是不错就要干。你如无暇，我来代你训练助教，只需老兄下一声命令：‘从今天起，家里的人不识字的都要读书，识字的都要教书。’我就有办法。”蒋将自己的世兄蒋仁裕和门房李白华叫进来，陶行知就一五一十地教了他们一回，他们即很高兴地去教老妈子和车夫，蒋仁裕摸摸胡子对陶行知说：“你很有传教的精神。”

      8、科学中国需要孩子来创造

      陶行知提倡科学，尤重科学精神与方法。1926年10月10日，他在上海，长子陶宏在北京，陶行知寄给儿子一本《电磁学》，并在书上写了一首《攀知识塔》：“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看谁找得真知识？——与陶宏作科学忘年竞赛。”1931年后，他又倡导科学下嫁运动，将科学教育推向新的高潮，11月6日，陶行知称他的次子陶晓光和三子陶刚为“问真、探真两位小宝宝”，写信希望他们变为科学的孩子，创造科学的中国。祝他们努力向科学树上攀，攀得高高的，把那肥大的果子摘下来给全世界的人吃，不要只顾自己吃得一肚饱，忘了树底下的民众。要做“国家有智慧，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

      9、用母亲寿礼为国家创事业

    陶行知想培养乡村幼儿园教师，但手边没有钱，就给妹妹文渼写信，想动用母亲生日亲友送的礼金，办幼儿园，表示“已立志要乘母亲六秩荣庆之年，为国家创一不可磨灭之事业，以作为吾母寿人寿世之纪念……我想要把母亲爱蜜桃的心，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推而远之，使凡如蜜桃的都能得蜜桃之爱护，享蜜桃的幸福。”并将创设燕子矶幼稚园告诉她，认为中国人民百人中有八十多个住在乡村里，而“照现在的情形，幼稚园下乡好比是骆驼穿针眼。所以我想打破外国的、成见的、费钱的、富贵的幼稚园，而要创造一个省钱的、合理的、平民的、适于国情的幼稚园，使他可以下乡去为农民子弟谋幸福”，与妹妹商量“为全国幼儿教育筹募百年基金，使一切寿礼尽归训练幼儿师资及开设模范乡村幼稚园之用，事为善举，似属可行。尚望代为委婉请示。”

      10、民主约法法自尊

      1927年12月，时任河南督军的冯玉祥电约陶行知任河南省教育厅长，陶回电说：“晓庄事业，我要用整个的身子干下去。”冯玉祥便再三邀请陶帮助他规划教育，推行部队识字运动，并答应捐一笔款给学校。当时任河南教育厅长的凌冰和陶是好友，他也要陶先生到河南去一趟，只要陶能够去，就是一天也好，而且允诺为晓庄造一所房子作为报酬。这样诚恳要求陶是不能不去了。但晓庄初创，校务繁忙，事多责重，去否意见不一，他不愿擅专，就召集生活会议讨论，向全体请假，表决结果，多数主张去，但要求限期该月21日前回校，如果过期，就要处罚。当时正值战事，交通随时有可能中断，这是一个过分的苛刻条件。12月5日，陶行知与许士骐启程赴开封、郑州等地考察，襄助冯氏及教育厅长凌冰制定普及军人识字教育计划。12月21日，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大家正在散步，有人正谈论着：“陶先生不回来了，等着看他回来处罚，多有趣！”话声刚了，远远就见陶先生笑容满面在山边出现了，大家欢呼着拥抱上去。当年方与严以学生资格任生活指导部考核股的工作，陶平时离校都要向他请假，如果因事进南京城去偶尔忘了请假，一定在路上请人代他补请假。校长如此守法，学校的法自然尊严起来，没有人敢于玩法弄法了。

      11、校长自扫门前雪

      1927年冬，从贵州颠沛到上海的两个热血青年——孙铭勋和戴自俺偶然看到《试验乡村师范答客问》和晓庄的招生简章，感到新奇，便写信给陶校长，大约5天后即收到陶热情欢迎的信，并说学校还没有贵州的同志。于是他们就从上海到南京，在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步行到晓庄，入校的马路旁挂着白底黑字的十八信条标语牌，两青年一条条看，一条条思索，感受到点点在心头的神圣感，走不远便遇到一位身着棉袍、腰系布带、头戴罗宋帽的中年人，手执一把大竹扫帚扫雪，两人便上前问道：“请问先生，陶校长的办公室在哪里？”对方反问：“你们找他可有什么事？”于是两位拿出陶写给他们的回信，不料对方把帽子往上一推露出整个脸道：“我就是陶行知——好，我扫完这一段，到办公室去谈。”两位青年人要帮着扫，陶不放手接着扫。这样的人格魅力像磁石一样一下子将两位青年人吸引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