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他是一位极丰满的、“有故事的”人。
      他的名字叫张凯（现为北京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特级教师）。
      1980年我在北京102中（现在的北工大附中，属北京朝阳区）复习高考，有幸赶上当时在北京崇文区龙潭中学任教的张老师为我们代地理课。在我眼里，他无所不能──除了给我们上课，还同时担任龙潭中学地理、化学两门课的高考把关教师；他讲过除语文之外几乎所有高中学科的课；他书法、篆刻、收藏（主要收藏石头）样样精通，玩到极致……
      因为极度崇拜他，所以我们每天都盼着上地理课。每次地理课前的那个课间，同学们都争着擦黑板──不是一般地擦，而是先用板擦“过”一遍，然后再用干净的湿布擦一到两遍，仿佛只有如此洁净的黑板才配得上张老师那极漂亮的板书。
      在当时的情境下，教师的教学只能是“满堂灌”──老师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把几年该学的东西统统“塞”进我们的脑子里，教学强度可想而知，但张老师讲得很轻松，游刃有余。在那样的课堂上，我们学生当然很少有“出声”的机会，但我觉得每节地理课上，我的大脑都兴奋着，不知不觉地被他“卷入”，进入到一种“琢磨状态”──对，就是被“卷入”！现在想来，这种静静的、深深的被“卷入”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学习状态啊。
      我的地理学得很好，本来是有希望高考拿满分的，结果不幸错了一道不该错的题。没想到，张老师竟然在参加高考阅卷时，从成千上万张试卷中认出了我的那份答卷！他肯定非常失望，我觉得好对不起张老师啊！这一错，使我用满分“报答”他的愿望成为泡影；这一错，成为我内心永远的遗憾。
      他极爱才，从不掩饰对“好学生”的喜爱，但对我们的要求也格外严格。记得有一次他拿来崇文区一份比较重要的统考试卷让我们做，最后一道大题很难，全区能做出这道题的学生没几个，我也被卡”在那里好一会儿，最后终于在交卷前找到了思路。讲评试卷那节课我盼了好几天，等着他狠狠地表扬我。可没想到，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几句：“最后一道题沙培宁做出来了，不容易，但不能太得意；到了最后两三分钟才知道怎么做，说明这一块学得还是不踏实。”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被他这一盆温水浇过后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反正再也忘不了那滋味，忘不了在得意洋洋时“冷却”一下自己，别在昏昏傻傻中“找不到北”、弄不清“我是谁”。
      高考发榜后，我和几个同学去探望他和师母，印象中我们什么礼物也没带，但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份重礼──他亲自为我们每个人刻的图章。我的那枚格外精美，一侧书有“锲而不舍”，另一侧书有“庚申之秋为培宁做小印，以作升学留念”。这枚“小印”成为我无价的宝贝，我一直珍藏至今。
      后来，我们很多年失去联系，直到1995年我在北京市政协会上采访时遇到他。十好几年没见，他却一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再后来，我调了工作，我们又有很多年没联系。2009年，我又见到了他，我们同开一个会，会间休息时他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下次再见到你，一定送你一份‘厚礼’──你30年前的地理整理本（当年我考完大学他要去的）！”天啊，这30年他几经搬家，居然还保留着我的那几个本子！要知道，我只是他代课的一个学生啊；要知道，我自己也没有保留下一本当时的学习记录啊。我好感动，差一点当着众人的面拥抱他！
      现在细细想来，我的很多非常“灵验”的学习方法、有点个性的学习理解都是从他那里体味到的。记得快高考时我不经意间说：“张老师，我现在怎么感觉地理越学越少，没什么难的啊。”他听后特别兴奋，告诉我：学“通”了，就是这种感觉，能把厚书变薄。直到今天，直到我女儿考大学的时候，他让我懂得的这些道理、这些方法还都延续着。
      他是一个特别“事业”也特别“生活”的人。除了玩笔墨纸砚等那些高雅的东西外，他还特别喜欢看各地民间的那些“好玩意儿”，喜欢养花、养昆虫什么的。记得90年代中期一次政协会期间，他非要用休息时间倒公交车回趟家，一问才知道，他是放心不下自己养的一只蝈蝈，他说：“它老人家”已经相当于咱们人100多岁啦。
      我们虽然不经常联系，但好像有一种师生间特有的默契。只是我们都忙，本来说好了我请他喝酒的（他最喜欢喝“百年牛栏山”），可一直“未遂”。我的心里老是遗憾着，也因此，那顿饭、那杯酒好像变得越来越“庄严”似的。
      我知道，我们都在背后、在别人面前夸过彼此，但从未当面表达过，每次我们见面都是匆匆又匆匆，而且，似乎师生之间也用不着那样世俗地渲染什么。但是今天，我想在这里大声地对张凯先生说：做过您的学生，是我这辈子值得骄傲的事，是我的福分！您就让我痛痛快快地得意这一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