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理想他的梦

　　王栋生的内心，一直有个教育梦：

　　“在早晨的阳光中，学生哼着歌向学校走去，有时能停下来看看太阳；他能经常地向教师提出有意思的问题，课堂上经常能有愉快的笑声；中午，他能吃到一份由政府提供的，全国城乡同一标准的营养餐；他能保有自己的爱好，下午4点起，他们在球场上奔跑叫喊，或者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在实验室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晚上，做完作业后，他捧起一本诗集，轻声地读给父母听……”（《致青年教师》）

　　有同行看到这段话，颇不以为然：“老王已经‘奔六’了，怎么还像做梦一样？”

　　“教育的环境正来自于教育者的理想。一名教师、校长若是没有理想，是很猥琐的。”王栋生说，“上世纪50年代,我上小学时，尽管没有人提供免费午餐，上学时仍很开心，在学校里能做喜欢的事。为什么现在反而做不到了呢？”

　　在王栋生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南师附中也曾有过一段“好日子”：

　　“当年，应试教学还不很盛行，很多学生受家长影响，热爱文学，读书多。讲课联系到一部外国名著，马上会有不少学生说‘看过了’；课间，总会有学生和你交流一部小说的情节。”

　　“带南京大学少年班时，冬天早上天没亮，我就爬大门进学校，到宿舍把学生喊起来，跟我一起跑步；第一学期的每个星期天，我都带学生去博物馆、美术馆，见世面；有经典影片，一定找来，组织他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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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那个年代，王栋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教育原点，“要按照教育常识办事，教育观念正确了，下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基本教育观，包括常常被人提及的“不跪着教书”，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在王栋生的教育词典里，“常识”是又一个高频词。他常常讲“捍卫常识”，就是要尊重教育教学规律，“教育是‘慢’的事业，就跟种树种庄稼一样。不要误了农时，在每个季节做应该做的事情，然后阳光有了，水分有了，怎么可能生长不好呢？”

　　“捍卫常识”，从那时起，王栋生没有在这一立场上后退一步。

　　他痛陈应试教育之弊和高考之痛，认为某些地方的“高考特种兵学校”，是夸大社会阴暗，借机把“丛林法则”引入校园；他创新实验，在高三阶段组织学生写社科论文，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自然、关注自我；2004年所谓的“南京高考之痛”，他不惧众口嚣嚣，表明立场，他坚持认为，课改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改造中国教育的唯一道路，教育已无路可退；他参与编写苏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前后近十年，耗去了他几乎全部的课余时间，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但他认为付出是值得的……

　　然而，回归现实，许多教师眼中仍旧只有高考，很多人拿着新教材照样用老办法教学。作为教科书的编写者，他唯有叹息。尽管平时倡导学生“自由地写”，到了高三，他也不能不考虑学生利益，不得不教学生一些应试技巧，他因此感到遗憾。因为始终反对落后的应试教学，他遭受的攻讦颇为猛烈，对方显示出“群众基础”，而他往往单枪匹马。

　　“杨东平先生说过，对目前的应试教育，家长和学校各负一半责任。”王栋生无奈地说，“我看不起高考的水平，但是我的学生得上大学。”

　　于是，他经常想：在这个社会，如果教师按照教育常识教学，学生按自己的理想兴趣学习，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是真的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当这个学生走向社会时，是不是就没有幸福了呢？

　　王栋生从不认为教师人微言轻，他认为，教师可以和校长平等交流，对学校的决策发表看法，是教师的基本权利。

　　有校领导对教师颐指气使，不管教师多忙，总是把老师喊到校长办公室谈事。王栋生告诉校长：你不能对教师这样说话，正因为你是校长，你必须尊重这所学校的每一个人。

　　教师节，有个房地产商捐资，给教师颁发“奖教金”。作为获奖者，王栋生不想接受房地产商人的“奖励”，独自走出会场。某报得知后想报道这件事，王栋生却不同意，他说：“获奖的共有8个人，我可以退场，但我得尊重别人的选择，每个人都会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我没有私敌，虽然有人说我难相处。但如果你无视学校荣誉，跟教育常识作对，侮辱学生，我当然不客气，会跟你过不去。”王栋生说，“我早就不在意‘领导关心’和‘群众支持’，一傅众咻，我甚至也不再在意学生的理解——而只在意自己是否有遵循教育常识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