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外国人看中国人(转载)
　　时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作家文摘》2011年10月11日期上刋载了近百年前美国人阿瑟·布朗写的《辛亥革命》中的一些内容（季我努译，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起了个题目为“牧师眼中的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我把它改为现在这样，似乎更准确。有意思的是，读起来怎么觉得是不久前写的发生在眼目前的事。小时候，一想起一百年，觉得是多么的漫长，整整一个世纪啊。活了60多岁，忽然发现，一百年其实那么短，在弹指一挥间，既可能天翻地覆，也可能依然如故。怎么竟然会是这样，研究去吧。

　　我，阿瑟·贾德森·布朗，1901年作为美国长老会的牧师来到中国，于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生活了多年。
　　西方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一场“最巨大、最重要的革命”，震惊于这场革命的规模、速度，以及领袖人物快刀斩乱麻的魄力。
　　在西方世界看来，中国这个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且地大物博，但其国家的人民严重缺乏国家精神，中国的民众乃至中央、地方政权是如此的松散，彼此缺乏有效的沟通手段，几乎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发起共同的行动。辛亥革命前，用“慢半拍”来形容中国的保守性还最恰当，辛亥革命后，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突然之间显示出整体的行动能力，其领袖人物在行动上团结一致，且能够顾全大局彼此退让。可以想见，在辛亥革命后不长的时间里，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不断重建。
　　美国旅行家、摄影家伊丽莎·赛德莫曾说过一段被西方人广泛引述的、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的经典的话。她说：“没有一个人理解过，或者真正了解过中国人，这一世界上最好懂又最难捉摸、最理智又最没逻辑最矛盾的民族。”
　　抛开中国人的民族性不谈，以前的中国政府的官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这个统治集团差不多已经集体腐朽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都腐败。
　　中国的商界，比如说票号和贸易公司可能还会讲求信誉，遵守合同的约定，而中国的官员是没有原则的，他们主要看钱办事。很多在美国待了10至15年的中国留学生都不愿意回到北京。倒不是因为他们贪恋美国的荣华，不愿意为祖国效忠，而是他们凑不齐送给当权的清朝王公的贿赂款项。
　　要想结识任何一个清朝勋贵，至少要送上300两银子（相当于200多美元）给王公的门房。王爷的门房顶得上一个七品知县，只有把他们打点好，才能有机会见到王公。这在北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门房得到的钱，会被王府的人瓜分，王公本人会得到最大的一份。
　　跑官的人想要得到的职务越高，孝敬门房的钱就要越多。有熟知内幕的朋友告诉我，在北京，庆亲王在这项收入上每年就有300万美元进账。而他的收入与流氓成性的肃亲王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
　　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以皇族载泽为首的五大臣世出洋考察的事件，在喧嚣的背后是一场大规模的贿赂游戏，考察只是表面文章，吃喝玩乐，借机收钱，才是考察的实质内容。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就是一个超豪华旅行团。不过，他们回来以后，却恬不知耻地宣称，对世界各个强国的陆军和海军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
　　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派克先生写道：“在中国所有的阶层中，道德意识极其薄弱……。我们认为应该上断头台的罪行，在中国人那里连轻罪都算不上。”
　　派克先生这位虔诚基督徒想批评的是中国人“残酷无情”，说得更直白一些，是对苦难的无动于衷。
　　他曾经去烟台旅行，看到一个垂死的人在街边，这是一条繁华而拥挤的大街，几百个中国人路过这个可怜的人的身边，却没有一个停下来提供帮助或表示同情。那个垂死的人面无表情地熬过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独自体验最后的痛苦，他大瞪着眼睛躺着，身体慢慢地变冷变僵，冷漠的人群对此视而不见。24小时过后，他还躺在原地，死亡的面孔朝向沉默的天空。大街上的人们依旧推推搡搡地经过，照样若无其事地做着买卖，高声谈笑，对近在眼前的人生悲剧无动于衷。
　　我在青州府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同样的事情，街面上躺着一个女人在不停地扭动，我想走上前去帮忙。周围的人急忙警告我，制止我的行为，他们说如果我没经人要求就去碰她，与这个女人相关的人会抓住我，要我为她的死亡负责，很可能会要求巨额赔偿。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往往见死不救，因为他们怕被人讹诈。他们一旦出手救人，一群或真或假的亲威会立即扯住他，嚷着要赔偿，接下来的代价更高，也许一个贪婪的地方官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捞一笔，救人的人只有掏出足够多的钱贿赂才可以免罪。
　　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很贫穷，他们自己也活在苦难之中，他们见过太多的苦难，体验过太多的苦难，对苦难已经麻木不仁了。
　　美国人看重日本人轻视中国人的现象非常普遍。因为日本人的辉煌成就，使得东方国家所有的荣誉都归了日本人。以惊人速度崛起的日本人吸纳了很多现代观念和科技发明，他们配得上西方人的尊重。
　　但是，在我看来，中国人却是亚洲最优秀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有同等的智慧，还有德国人孜孜以求的精神。古老的龟兔赛跑的寓言同样适用于这个国家。上海的一家华人店铺的古怪招牌无意间透露出中国人的雄心：“从火炉到雨伞都能修，只要凡人能做的都能做。”
　　曾考察过中国的地质结构和地理特征的德国学者李希霍芬被誉为最了解中国国情的西方人。他曾说：“在人类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是唯一能在所有条件下――从最冷的极寒地带到最热的赤道――都能进行伟大而持久的行动的民族。”
　　科尔克霍恩引用了他的一句话：“无论在哪里，只要华人得到立足之地，再加上一瓢之水，他就可以让世间万物生长。”科尔克霍恩在李希霍芬的基础上发展了对中国人的认识：“她（中国）具备一切构建伟大国家的因素，唯一缺少的是意志和引导的力量。有了这一东风，你会发现中国早就万事俱备。中国多的是能人，他们拥有完美的执行能力，高度计划的头脑和勤劳工作的双手。”